“一份盒饭20元，元吃58顿饭。治疗白血病的某靶向药一盒56粒，价格为6.5万元，一粒约元。小卓（化名）所需剂量是3粒/天。他的父母决定卖掉家里小汽车，一辆车换一盒药，吃不到20天。现已出现耐药，父母做裁缝一针一线攒下的积蓄耗尽，欠下巨额外债。”现实版《我不是药神》正在河北保定的一个普通家庭演绎。试问有多少家庭能从容面对？谈“白”色变，映射的是数万家庭的无助与无力。
“我们瞄准的是治愈慢粒白血病。事实上，慢粒白血病是目前治疗效果最好的癌症之一。公司在研项目慢粒白血病最新一代BCR-ABL抑制剂在研发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其活性比帕纳替尼有数量级提升，这有助于达到更深层的分子学反应消除残留病灶。”在深圳科兴科学园，见到深圳塔吉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义汉时，他脱掉白大褂，从实验室出来，将记者迎进会议室后，面对记者抛出的社会关切，他是这样唠开的。
深圳塔吉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义汉博士
今天世界上最领先的白血病药物开发就有他的重要贡献。王义汉曾在被誉为美国生物医药研究的领头羊公司阿里亚德（Ariad）工作16年，他领衔开发的第三代药物帕纳替尼解决了格列卫的耐药问题。年回国创办塔吉瑞，带领年轻团队向慢粒白血病发起总攻，这是千千万万家庭的新希望。
塔吉瑞在“宇宙加班城”科兴科学园的办公室像是一个个方盒子，里面装着满是热血与理想的加班人。已过饭点，几个穿白大褂的研究员仍在埋头做实验，他们最朴素的心愿是力争将血癌治愈。尽管有待药物的临床试验加以证实，但王义汉对达成最后的目标十分有信心。他们正在为第四代药申报临床做准备。
勇摘“皇冠上的明珠”
面对恶性肿瘤，患者是无助的，只能把自己当“小白鼠”，冒着极大风险，忍受各种副作用尝试已获批或还在临床的药物，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活下来，哪怕只能多活一天。如何让患者在受益和副作用的博弈中得到最有效、最有尊严的救治是药界孜孜以求的目标。
这位“自嘲”为技术控的王义汉博士，似乎没有太多海归创业者的狗血故事，他态度平和地说：“第四代慢粒白血病药物好似皇冠上的明珠，一旦成功，就跟丙肝一样有了治愈性药物，塔吉瑞很可能是全球首个去摘这颗明珠的企业。它就像珠穆朗玛，代表着整个靶向药的最高峰。很幸运，我在制药生涯中与帕纳替尼和治疗ALK阳性非小细胞肺癌的布格替尼两个原创药结缘。”他声音和缓，没有刻意的高亢，听上去不像是一个顶级科学家在讲述昔日的荣光，而更像是一个理性的拓荒者。
回顾历程，王义汉称自己很荣幸：“现代药物设计有很大局限性，结构元素也只是局限于常见的、性能可预测的基团，帕纳替尼和布格替尼正是因为突破传统才取得了成功。研发人应大胆探索未知。”
当设计一个全新的结构能有效抗癌时，那种成就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第四代药作用机制是全新的。记者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在竞争中他最害怕自己懈怠，就像开车一样，偶尔看一下后视镜，但不能盯着后视镜开车。
塔吉瑞目前主攻两个方向：一是第四代慢粒白血病药物，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获批药物。二是非小细胞肺癌药物的开发。肺癌比白血病人群更多，目前我国肺癌发病率、死亡率居首位，每年新发病例73.3万，治愈肺癌与血癌同样紧迫。
“白血病是当下靶向药发展的先锋队，这种凶险的癌症在靶向药作用下，患者可像正常人一样结婚生子、拼事业，其任何突破都具有指标意义。”王义汉透露，这个技术已成熟，它还能用在肺癌药物开发上。他们有信心，让肺癌病人多活10年，其生存期的延长不是依靠放化疗，而是病人在靶向药救治下能像糖尿病、高血压病人那样正常生活。从药物设计来讲，癌症治愈不是梦。
最好的药还没做出来
优化好的靶向药能把癌症变成慢性病，这是制药人的理想。“我有两个95%的概念：一是世界上95%的药还没找出来。因为登记在册的罕见病有多种，而在FDA注册的能治疗的药不到种，不足5%。二是现有的药95%还可以进一步优化。”王义汉常跟团队讲，最好的药还没做出来。
当然，这又涉及到商业考虑，一粒药改进到什么程度是个头？从做药的角度讲，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技术和商业化就像《火星救援》里“回地球和种土豆”的关系。如年Ariad决定开发第三代慢粒白血病药物，中间的艰难曲折一言难尽。最初几年毫无进展，年前后与德国企业合作终止，资金几乎枯竭，公司大量裁员，部分同事因对项目失去信心选择离开，那时Ariad和王义汉的事业都跌到了谷底。
一年后，他们将研制方向转到刚露出苗头的激酶催化活性域结构设计上，采用了平时药物科学家不常用的结构元素。最初设计时不能确定它是否足够稳定，但几轮优化后，结果出乎意料地好，帕纳替尼开发成功。美国顶级癌症杂志《CancerCell》曾以他们的设计作为封面故事。王义汉说，“这称得上是现代新药开发教科书级的案例。”
当然，最好的药还没做出来受很多因素影响，尤其是中国尚缺少一种做原创药的氛围和环境生态。深圳市重大科技项目申报，要求企业有一定收入。“这一下就把我卡住了，初创药企前期大量烧钱，哪来收入？希望今后能得到*策的更多支持。我感觉回来创业一天比一天信心足。”王义汉笑得很开心。
CDE日前发布首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名单中就有帕纳替尼，无须临床试验直接可在中国上市，这让已耐药的患者，特别是发现有TI突变的病人终于有了更优的治疗。11月5日，中国临床试验正式开启默许制，进入“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时代，王义汉在朋友圈为药审改革隔空打call。
轻资产模式让专利飞
在塔吉瑞的办公区，过道两旁是4个实验室，相对简单的实验室里摆着价格不菲的试验仪器。“做原创是塔吉瑞的特色。”手扶身旁从德国进口的实验设备，王义汉眯着眼睛对记者说，他尽力买最好的设备，因为设备在某种程度上关乎项目成败。
此外，他要读很多资料，保持技术不过时。他将自己多年的经验倾囊所授，让内部科研人员都能成为专家。“公司4年前是个空壳子，到今天20多人，能做出如此成绩很不容易。”他挺起胸膛，言语间自豪感由内而外迸逸。
在美国，这叫轻资产模式。只要有核心技术，其他都可外包。“做原创怎么强调技术都不为过，这不是花钱能买到的，也不是雇个团队、买最好的仪器，技术就有了。”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可能。”很多药企有了资金，认为产品买得来。塔吉瑞很小，但跟国际制药巨头开发的技术在同一代，甚至因为他更勤快，一天到晚泡实验室，某些细分领域还跑到前面。
除了技术，他们很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做中国原创不能靠买，拥有全球独立自主知识产权是塔吉瑞的竞争核心。
“怎么理解？武田以52亿美元收购Ariad。我在Ariad16年申报的专利有32个。我的专利基本上就是整个团队的专利，年均产出2~3个。塔吉瑞4年时间从零开始，到今天拥有国际专利78个，年均近20个，今年已获得4个国际一类新药专利授权，后续还会更多。”他欣喜地说。
“懒”是一种专注和坚韧
“我长达16年一直在波士顿一家药企工作，说好听点是比较坚韧、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在我自己看就是懒，懒得换工作。”王义汉很清楚自己的这个特点，他笑着解释，“在一个平台做不出东西来，到别的平台可能也一样做不出来。”
幸运的是，创建塔吉瑞前，他在Ariad跟随公司从无到有建立起研发队伍，负责白血病、肺癌等新药开发。因科研成果显著，被连续提拔3次。他的团队研究的治疗软骨组织癌新药刚研发出来就被默沙东购买，这个成果短期内让公司股价飚升10多倍。
就在美国职场如日中天的时候，王义汉却毅然辞职，“年我发起创立了美中生物医药协会，在协会跟国内接触比较多，慢慢地我看到了国内的机会，索性把工作辞了，把股票卖了，回国创业，还好我太太及家人支持我。”
很多人创业缺的不是钱，而是野心。创业，安逸的生活便被按下暂停键。“我是带着资金和技术回来的，压力很大。我很多时间都在实验室，很少出去，回来4年多连深圳周边都没去过。”王义汉说，他的生活规律且简单。
此外，尽管他有很大的海外顾问团队，仅美中生物医药协会就有上千位博士，但现有项目都是依靠自己的经验推进。随着产品线扩展，筑巢引凤是他正在考虑的事。一方面，要用好外部资源，与国内优质CRO公司甚至跨境合作；一方面，也在扩建团队，包括报批、工艺、临床等环节光靠培养来不及，内部团队成长虽然非常快，但亟待补充强兵悍将。
资本为创新插上翅膀
今年7月，塔吉瑞完成数千万元人民币Pre-A轮融资，该轮融资由深创投等机构共同完成。“公司产品线越来越丰富，对资金需求就会越来越大，希望能和中国资本界合作。”王义汉透露，他们开始启动下一轮融资洽谈。
王义汉当时拿出万元，再找到3家机构来做天使投资人，但资方的资金不能超过他，就这样凑足了天使轮的万元启动资金。“我把积蓄都压上了。现有6个项目，公司资金保证前两个项目是没问题的。若有剩余资金，后面4个项目同步推进，若资金困难，就先放一放。”听得出，这类创新型创业公司对资本的渴望。
然而，前期投资风险更大，过去不受资本界待见。中国以前做原创药很少，国家*策也不像今天这样明朗，资方没有配备专业的人和资源，很多机构看不懂，这几年情况大有改观。记者好奇的是，塔吉瑞新增的股东都是投资背景的人。
“其他股东大部分不是医药专业的，他们对公司日常营运很少干预，放手让公司成长。”王义汉解释，他更在乎公司发展理念能否得到投资者的认同。可能有的投资人讲究快速回报，资方会要求花钱去外面买产品，这种模式不是他们的选项。“董事会对我及公司的方向非常认可，他们给公司提供了很多支持，如副董事长骆权峰，天使轮他就是领投人，创业比我早，给了我很多帮助。无论是产业资本，还是纯粹财务投资人，只要认可公司的发展理念就行。”
近日，国家宣布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在他发起的美中生物医药协会投资创业
看到已来的未来
对做药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自己研发出来的新药能帮助到绝望中的患者更令人欣慰。两个小时的采访，记者观察到这群低调的塔吉瑞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更高的山峰，每个人都是攀登者。翻看王义汉近两年的朋友圈，几乎都是在为做药人鼓与呼。
他也曾偷闲去电影院看过《我不是药神》，感触颇深。“可喜的是，积极面正在不断扩大。如病友群在美国相对比中国发达，甚至药还没批，病友群就传遍了。今天的中国这种事情在慢慢发生，尽管还只是萌芽状态，但有些病人比药企走得更远。我们这里已有病友自己找过来了，病友会告诉我们最前沿的信息，这个情况，我很欣喜地看到了。”王义汉在访谈中多次为当下的改变点赞。
大部分熟悉他的人评价他是低调的实干家。不过，再低调，也没人能忽视这位祖籍湖北的科学家在慢粒白血病、非小细胞肺癌等药物开发领域的赫赫战功。王义汉小时候家境贫寒，从小在家人鼓励下立志努力读书改变命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年进入美国纽约大学，年化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加入阿里亚德，一直工作到年。
采访中，他提到一个小故事：前不久与旅居海外的科大校友闲聊，朋友告诉他，暂时可能不会选择回来，因为国内有些情况还不理想。但王义汉说：“一路磕磕碰碰走过来，中间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我更愿意把目光放在积极的那一面。中国在成长，肯定会有很多缺陷。如果看的尽是问题，就会觉得风险大，年纪都比较大了，可能根本就迈不开回国这一步。我跟他说，可能需要我们更多看积极的一面，而且要牢记大方向。无论如何中国病人需要救治，中国患者也要像欧美患者一样有尊严地活着，这个刚需是任何事情取代不了的。”他给人的印象是很执拗，他看到的是已来的未来。
■编辑范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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