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其凡
书名：五代宋史论集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02-01
定价：95.00元
页数：
ISBN号：3
版权页
目录
序言
后记
最后的印记永远的别离
——忆先师张其凡教授
（代后记）
先生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没有任何预感和征兆，也没有只言片语的遗嘱，却留下了数部还来不及校对、编订、整理的遗著，这部题名为《五代宋史论集》的著作即为其中之一。
先生的太快太早离去，无疑是一个天大的意外！超出了所有牵挂者的想象！起初的胃溃疡，与住院期间莫名其妙感染上的败血症，这两种在今天看来绝非重症的疾病，在折磨了入院治疗19天的先生后，最终还是暴露出极端凶残的本性，对弥留之际的先生实施了最为沉重的一击——年11月24日22时45分，先生强而有力的心脏，尽管经过一轮长达半小时的抢救后曾短暂复苏，但终究还是在此刻骤然地停止了最后一次的搏动，先生68岁的生命随之划上了永久的休止符！无尽的哀伤和悲痛，瞬间在亲人、友朋和弟子之间弥漫开来，经久不散！
两个多月之后，再次手捧先生生前选定篇目，由哲嗣张睿师弟编定的这部书稿，那种无法言说的极度痛苦，又立即占据了整个身心，仍令我悲恸不已。平常灵巧的手指，也全然不听使唤，乃至根本无法在无比熟悉的键盘上，敲出哪怕任何一行连贯的语句。然而，视学术为生命的先生，一生守信，言出必行，由于出版合同业已签订，交稿时间迫在眉睫，所以，即便有无数个无法静下心来写作这篇文字的理由，我却不能不强抑悲伤，重新捡拾起曾经几度放弃过的勇气，在依旧寒气入骨的初春，为这部遗著配上最后一个部件，以使先生的在天之灵为之安心。
本书收录的是先生生前近年的作品，论题选定在五代史和宋代史的范围内。其内容和价值究竟如何，相信忠实细心的读者诸君阅读后自有评价。而作为先生入室弟子的笔者，则既不便也无资格涉及相关话题的讨论。我倒是更愿意借此机会，回忆过去的一年中，先生留给我的印记，以寄托沉痛的哀思。
自年6月退休之后，先生近年来一直饱受频繁发作的痛风的困扰，去年的四五月份，病症又陡然加剧，严重影响了先生的生活起居，乃至步行都极为艰难，下楼更是成为一种奢望。而现代医学目前对于这种疾病尚且缺乏有效的根治手段，药物的疗效也相当有限，医院，往往仅仅开具作用几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常规药品，因而，为避免排队、挂号、缴费、问诊、取药等等诸多麻烦，减少医护人员冷脸恶语相向而引起的不快，先生宁愿经常去药店购药，也很少前往离家即便步行也顶多不过20医院，更不要说是进行专门的检查和住院治疗。可以想见的是，在这种被迫的消极态度的主导下，先生的病情又怎么可能得到缓解呢？
由于工作单位在武汉，这些年事情太多且杂，平时的我与先生联系不多，大约一两个月才与先生通一次电话，问候一声，有事则长，无事则短，长则一两个小时，短则三五分钟。获悉上述情况后，我在电话中劝先生住院观察。先生却轻描淡写地说，身体还好，病情不算严重，医院；医院，也不可能有好的控制办法，而且生活上还有诸多不便，反而不如呆在家里舒服自在。实际上，当时的病情远比先生所说的严重，电话中的故作轻松，只不过是为避免我们担心而做出的掩饰而已。想到8月中下旬之交将在中山大学召开第17届宋史年会，届时有机会拜见先生，所以那时的我并未多想。而自那次通话后直到8月中旬，我再未联系先生。甚至每年在8月13日先生生日当天照例发出的祝福短信，也因疏忽而遗忘，哪里料到这竟是先生生前的最后一个生日！
8月19日，是宋史年会的报到时间。当天下午，走出广州南火车站，坐上出租车，我第一时间拨通了先生家中的座机电话，提出17：00左右登门拜访的请求。接通后，电话那头仅仅传来“不用”两个字，便随即挂断，先生直截了当地一口回绝了我。明显听得出来，先生情绪不高，甚至简直可以用冷淡二字来形容。因事先就有同门专门提醒，痛风发作后，先生一律谢绝了所有希望上门看望的学生，并特别强调谁也别来。这种没有任何解释，却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不近人情，与先生一贯的好客热情，判若两人。后来才知道，不止是学生，先生同样断然推掉了参加本次年会的宋史学界诸多外地老友探望的预约。先生是典型的直脾气，火气说来就来，既然有言在先，对先生素来敬畏的师兄弟们，自然不敢顶风而上。正因如此，所以我并未对这次通话的结果感到意外。不过，先生的禁令和阻拦，丝毫不曾动摇我的初衷，我早就下定决心，这次到广州的当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拜见先生，哪怕是被骂着赶出门来，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次参加年会，本身我就是抱着看望先生的目的而来。
办理完与会报到的手续，等我赶到先生长住的暨南花园骏雅阁19C，时针刚刚划过17：00。而一路上多少有些发怵的心理，在走出电梯看到先生的家门阖然大开的那一刻，迅速复归平静，我明白，先生是在等我！迈入家门，坐在略显陈旧的木质沙发上的先生并未起身，只是淡淡地招呼我坐下。在先生身边坐定之后，借着昏暗的光线，我才发现，一年多未见，先生憔悴苍老了许多，气色大不如前，精神状况也不是太好，不由得人心中隐隐发疼。话题自然也就从先生的病情开始。据先生介绍，痛风的部位以前集中于左手的某些关节，对于生活起居并无大碍，从上半年开始，除左手的手指仍然僵硬外，又逐渐下移，并在不同的关节间停留，从左膝关节到脚趾，再到右腿的膝、指关节，轮流游走了一遍。目前，主要在左腿上，关节基本无法弯曲和伸展，即使勉强站起来步行，也只能一步步往前挪，完全不能抬腿和自如地迈步，行动确实不便，故而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下过楼了。先生又将仍然肿胀疼痛的关节部位，一一指给我看。我忍不住用手指轻轻触摸那红肿突起的关节，双眼也似乎变得模糊起来，但依然分明能察觉那红肿得只剩下薄薄一层的皮肤发出的刺眼的亮光。真不知道痛风让先生吃了多少苦头，否则先生的情绪断不至于如此低落！
先生是性情中人，一向讲义气，重交情，人缘极好，也非常看重宋史年会的活动，曾将两年一届的年会形象地比喻为学术“派对”，认为是与平常难得一见的友人相聚的大好机会，故而此前的每届年会都参加，从第一届到第十六届，届届如此，从未缺席过一次。可是对于这次在家门口召开的年会，虽然早就已经提交了论文，先生却明确表态不能参加。先生的说法是，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年会，好歹算得上是半个东道主，于情于理都应该出席，无奈腿脚确实不便。即使到会，也无法前往会场，只能终日坐在宾馆的房间里，还需要有人跑前跑后照顾饮食，那些朋友又肯定会来所住的客房叙旧。如此一来，显然会被不明真相的人误以为我是在摆架子，仿佛是专门等人来看我一样。与其这样，索性不如不去。话虽说得轻松，但言语之中还是能使人真切地感受到先生的千般不舍和万般不愿。客观来看，先生放弃参会的理由，无疑足够令人信服，但私心以为，并不仅限于此，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生性好强、硬气不服输的性格，使先生不希望别人看到自己被疾病折磨后的萎靡状态，不然的话，又如何能解释得通先生之前会将所有人拒之门外呢？
聊完病情，先生的心情慢慢有所好转，在详细询问我最近的工作和研究情况后，先生语重心长地叮嘱我，除上好课外，接下来的两三年间还需要将更多的时间集中到学问上，如果到了五十岁，还不能解决正高问题，恐怕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研究的方向务必更加明确单一，与宋代史无关的文章尽量不要写，只有单纯数量叠加意义的论文，也大可不必浪费时间，目前应当集中精力撰写几篇像样的文章，为评职称作准备，这才是当务之急啊。先生所言，饱含希望和要求，也是鞭策和督促，更是针对个人现状和发展提出的切中肯綮的忠告，其间涵蕴的殷切情怀，令人永生难忘！
当天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由于个人晚间18：30还另有安排，先生因身体的缘故又不肯与我一同前往，同我进行沟通的电话又多次不合时宜地打断谈话，所以在向先生禀报后，我几次欲起身告辞，不料正在兴头上的先生，却一再示意我坐下，表示还有好些话要说，其中既包括他手头正在做的研究，也有其他学生的前途和去向问题。囿于时间的关系，先生仅仅将以上内容说了个大概。也许最后实在是被接二连三打给我的电话，搅得兴味索然，先生不得不黯然打住话头，轻轻说了一声：你去吧。辞别先生，走到楼下，早已是日影西沉，暮色四合了。可是，令我绝未料到的是，这竟然是先生生前与我的最后一次长时间单独的面对面交流！他当时一定还有好多好多话，还来不及讲，却被我紧凑的日程安排硬生生给堵住了。先生的惋惜和惆怅，我已经无法想象，但如果时间可以重来，那一天的安排无论如何重要，都是能够也必须让位于与先生的这次谈话的。可是，历史不容假设，人生也没有复盘的可能，与先生的促膝长谈，注定此生永远不会再有！
先生果然没有能在会议期间露面。而我作为不速之客贸然造访先生的举动，当天就在同门师兄弟与先生的好友间迅速扩散，因为它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先生拒不见人的态度有所松动。这也就为21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我们与先生共聚晚餐打开了口子。那次聚餐，由一位同门师姐组织，在征得先生同意后，将地点选在了离先生家不远的，位于国防大厦内的一家称为“兰州味道”的餐馆，参加者包括先生在内一共有十几位。当天晚上，大家坐了满满一大桌。席间的气氛相当融洽，话题也未更多地停留在先生的病情上。先生话不多，在以茶代酒逐个举杯敬了在坐的每个人之后，就只是静静地坐着，默默地听着。这是先生最后一次与笔者同席而刻在脑海中的印记。
时间飞逝，由于当晚还有几位老友与先生相约在家中见面，大约21：00，先生向在座的各位说明情况后就先行告退了。一位师弟和我，不约而同地起身护送先生。一路上，我用左手一直握着先生的右手，也由此更能感觉到先生迈步的艰难与不易。先生每一次的向前抬腿，似乎都极费气力，尤其是横穿马路，从人行道下至仅有一级台阶高低的路面时，先生的右手则将我攥得更紧，唯有如此，才能维持身体的平衡。而从路面上至人行道，包括迈台阶，无疑更是费劲，在我们的左右搀扶下，先生的每一步都需要将硕大的身躯，或左或右倾斜才能成功，难度可想而知。尽管在行进的途中，我们刻意放慢脚步，将平常只需10分钟不到的路程，延长至20多分钟，但对于先生而言，显然还是太快太快，以至于能清晰地听到先生粗重的喘息之声。应该说，这远远算不上一次贴心的陪护，却也是终生再也无法弥补的一次陪护！
从广州返回武汉后，直到10月13日，我为得到一位与先生极为熟悉的宋史学者的电话号码，才又一次与先生联系。先生立即将翻查到的号码，在没有挂断电话的情况下告诉给我。另外，先生又说到，暨南大学古籍所正在组织本单位的老师出版文集，他本人也有一本（即《五代宋史论集》），该书拟将与我合作撰写、发表的一篇文章收入其中，希望我能将正式文稿的电子版发至他的邮箱。这次通话，未再涉及其他内容，故而时间极短，大约只有三两分钟。先生的指示，当晚我就照办了。这是我与先生最后的一次电话交流，也是我最后一次给先生发电子邮件！
再次知道先生的消息，已经是整整一个月后了。11月12日，时值周六，深夜临睡之前，一位同门打电话告诉我，先生住院已达一周之久，如果不是一位师姐的亲戚，医院偶然遇到邱师母，打听到这个情况，估计消息还会隐瞒更久，但具体的病情还不太清楚。经历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提心吊胆之后，第二天一大早，我试图与在南方日报社工作的金强师兄通话，以获悉先生的详情，接听电话的却是其夫人王丽娟女士。医院，手机却忘了带在身边。我请她转告金师兄，回家后记得第一时间一定联系我，并告知所了解到的先生患病的具体情形。
等待的煎熬一直延续至下午三点多钟，手机清脆的电话铃声才突然响起，电话那头，未及开口，金师兄便已泣不成声。在断断续的通话中，我大致清楚了相关情况：11月6日早上起床，先生因胃溃疡大出血而晕倒在卫生间，师医院，鉴于当天的失血量过大，先生被直接转入重症监护室进行抢救。两天之后，转出至普通病房。但住院数日，出血的情况仍未得到控制。因为胃部溃疡面积较大，治疗期间接连几天粒米未进，全靠输液提供营养，先生的好胃口应该是实在被憋坏了，因而当天早上先生特别想吃点东西，表示哪怕是喝上几口稀饭也行。师母拗不过，只好给先生喂了小半碗米汤。谁知不到一会儿，先生就全部给吐了出来，并伴有将近半脸盆的血水。先生当天的大便也带血，整个便池全都泡在殷红的鲜血当中，看起来极其刺眼。总体来说，先生的身体状况极为糟糕。由于担心先生病情恶化，发生不测，过于伤感的金师兄在电话中数次哽咽，最后竟然完全说不出话来，也不愿再说，乃至匆匆挂断了电话。
下午六点多钟，我再次打电话给金师兄，他的心情稍稍平静下来。我也进一步了解到，先生溃疡部位的活检结果，最早下周一（11月14日）才能出来，有可能还会稍晚一些。先生目前说话很吃力，声音极为微弱，说上几句，就会不停地咳嗽，甚至会喷出一大口鲜血，触目惊心！本来我打算乘坐当天晚间的火车，医院探望先生的，他劝我缓缓，毕竟先生不方便说话，等过几天情况稍好，再到广州也不迟。想想这番话也在理，于是我就打消了南下的念头。
因挂念先生而悬着的心，终究没有办法落下来，次日上午10：00上完课，我又与师母通过一次电话，并希望动身前往广州看看先生。师母当即予以制止，给出的说法与金师兄相同，虽说先生意识正常，但难于讲话，情绪激动之后，难免又要咳血，不妨等病情好转再来。我赶赴广州的想法因此而再度取消，却也因此错过了看到清醒状态下的先生最后一面的机会！
接下来的两天，陆陆续续传来的有关先生病情的消息，令人喜忧参半。值得庆幸的是，尽管胃部溃疡面积较大，但并未发生癌变，病症仍然应该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不容乐观的是，先生住院期间输液的创口发生红肿，系因感染败血症而至，并开始持续发热发烧，至于败血症因何而起，医院也没有弄明白。客观而论，在现代医疗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单纯的胃溃疡与败血症，根本就不是绝症，如果治疗及时，绝对不可能危及患者的性命。可是，后来先生的病情，却偏偏朝着最坏的方向急剧发展，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由此，我再一次深深地体会到，善良的愿望，有时真的不足以换来理想的结局，甚至还往往会被愚弄和利用！而就在我们暗暗为先生祈祷的同时，无法接受的最悲情的结果，却正在以再难阻遏之势掩袭而至！
从17日白天开始，先生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意识时而模糊，时而清醒，语无伦次，听者不知所云，甚至连师母都无法听明白。捱到18日下午六点多钟，意识略有恢复的先生，在与师母谈话的过程中，脑袋突然向旁一歪，不再出声，心跳、呼吸骤停！师母见状，惊恐不已，一边赶紧大声呼喊医护人员前来急救，一边哭喊着先生的名字，并使用全身力气，用双手一起一落地按压先生的胸膛。在师母及时有效的帮助下，大约十几秒之后，先生的心脏又有了微弱的跳动，但双眼已经无法睁开，也永远地闭上了！当晚八点多钟，先生第二次被送入重症监护室，生前就再也没能从里面离开！这里也是我见先生最后一面的地方！
20日上午，抵达广州后，我心急火燎医院，希望能在规定的探视时间进入病房亲眼看看病重的先生。11：10分，医院的防护服，戴着口罩，我平生第一次走进了ICU病房。笼罩在整个房间的沉重气氛，简直能令人窒息，我的心也犹如掉进了冰窖。来到先生病床前，眼前的一幕，更是让我心如刀割。先生面色蜡*，双目紧闭，额头上缠着一层又一层的纱布，面部被呼吸罩遮住大半，身上插满了数不清的管子，病床两旁摆满了各种机器和仪器，守在先生身旁的师母，趴在先生身上，正撕心裂肺地一遍遍哭喊着先生的名字，尝试着唤醒先生。我竭力控制不让早已浸满眼眶的泪水滑落下来，用蒙着一层薄雾似的双眼，凝重地注视着先生，默默地静静地注视着，没说一句话，只是用双手轻轻地将先生裸露在外的冰冷的右手和右脚，小心翼翼地挪向被子里面。而在全程20分钟的过程中，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下的先生，一动不动，没有丝毫的知觉上的反应。医院指定的探视时间很快结束，在医护人员的再三催促下，怀着极度抑郁的心情，我悄悄地退出了病房，将先生孤独地留在了病床上，永远地躺在那里！
21日下午，已经返汉的我得知，为强化先生的凝血功能，在广州的同门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呼吁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为先生自愿输献A型血，以便每天提取一至两个单位的血小板，然后注入先生血管内。而一切似乎冥冥中早已注定，在众多的志愿者中，当天唯一一个通过体检为先生献血的，竟然是暨南大学古籍所级中国古代史专业的一位硕士生，也是我在湖北大学历史专业的本科学生赵启佳同学，并且这位同学与先生生前尚无一面之缘。然而，三代人之间的师生情分，居然通过献血这样一种奇特的方式而得以传承！而今想来，仍不免觉得有些怪异，命运有时的确有些让人捉摸不透。
隔了一天之后的23日，先生的病情似乎又有好转的迹象，据说自主呼吸的能力稍有恢复，心跳和血压也有逐渐趋于正常的征兆，我们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稍稍松弛下来，甚至乐观地认为，凭借紧韧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先生已经成功地击退了病魔最为凶狠的进攻，挺过了难关，未来几天，病情应该会朝好的方面转化。可惜的是，我们再次出现了误判，距离与先生告别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
11月24日，在这个永生都不敢面对，又终生不能忘记的日子，先生走过属于自己68岁人生的最后一天，终究永远地沉沉睡去，再也没有可能醒来！
噩耗传来，泪飞如雨，一夜无眠。第二天一大早，我又一次登上列车，前往广州，送别先生。当天晚上，与白效咏师兄一道守灵，期间我曾经一次又一次长时间地伫立在灵桌前，久久地凝神注视着先生的遗像，脑海中则清晰地浮现出前前后后15年来与先生相处的一幕又一幕，先生的言谈举止和音容笑貌，都是如此的真切，一切都历历在目，恍如昨日！虽然眼前镜框中的先生，眉宇间仍然透露着豪爽、自信和乐观，厚重镜片下明亮的眼光依然那样的慈祥、坚定和执着，但他们注定已经永远凝固在某一个属于先生的时间节点上，却再也没有重现的可能！与先生的别离，已然无法回避！
先生走了，匆匆忙忙孑然地走了！真心希望在那遥远的地方，依然有挚爱的学术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永久作伴！也真心愿意那一方净土，能给予铮铮铁骨的正直者以理解和接纳，能给予与人为善的质朴心灵以尊重和欣赏！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并不是天之南，地之北，而是从人心到人心；世界上最接近的距离，也并不在相依的嘴唇和牙齿之间，还是从人心到人心。所以，尽管先生真的走了，与我阴阳两隔，远过万水千山，但先生那颗已经深深嵌入我体内的“心”，依然生机勃勃，活力无限，并且将永远地坚毅地活着！
权以此作为后记，深切缅怀先师！愿天国之中，永远没有疾病和痛苦，只有您倾心的学术和朋友、正直与善良！
曾育荣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三日识于武汉青山雅苑
苏显华
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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