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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0/6/11 11:48:00

人皆可以为尧舜?


“人皆可以为尧舜”


    这句话出自《孟子


    告子下》孟子同曹交的对话: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


    意思说:人人都可以变成(变为)尧舜。就是“满街都是圣人””东北人个个是雷锋“这种意思。曹交是一个正常人,一个老实人,所以他怀疑孟子的回答。他的疑问是:“交闻文王十尺,今交九尺四寸,食粟而已,如何则可?”他的理由是:尧舜是尧舜,我是我,我不能为尧舜,堯舜也不能为我,任何人都不可能为尧舜,任何人都不能为“我”——“‘我’就是‘我’!”。但是,孟子的回答却是:“尧舜之道,孝梯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堯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纣之服,颂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就是说:“尧舜之道,也不过就是孝和梯而已。你穿尧的衣服,说尧的话,作尧的所作所为,便是尧了。你穿桀的衣服,说桀的话,作桀的所作所为,便是桀了。孟子肯定的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穿着某人的衣服,说某人说的话,做某人做的事情,就是某人了吗?东施就是东施,西施就是西施!孟子所说的尧舜其实是儒家的一种理想的化身,是孝和梯的符号而已!就是依照孟子的逻辑,儒家的理想境界,孝和梯的全部内容也并能简单地等同于:穿衣、说话、做事!穿同尧一样的衣服,说同尧一样的话,做同尧一样的事情,就是尧了吗?!事实上,依照孟子所说的去做,最终还不是尧和舜。万物皆异,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说“我就是尧舜”之类话其实是在骗人。


    但是,曹交是满意了的,他接受了孟子的意见。后代的中国人也都是满意的,接受了的。于是,“人皆可为尧舜”就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连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也接受了孟子的这一命题,虽然他是反对儒家的。


    毛泽东在《送瘟神》(1958年)中写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着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当时印刷的红色封面的《毛主席诗词》中解释说:“六亿中国人民都是改天换地的英雄好汉。”当时正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大食堂高潮中,这显然是大跃进的颂歌,称赞六亿人民都是舜尧。


    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居然说在中国,人人都是尧和舜——大圣人!那么,地富反坏右呢?!如果人人都是尧舜,还要搞什么阶级斗争?!还要搞什么文化大革命?!还需要大抓阶级敌人么?!哪里还需要提倡什么巩固无产阶级专*?!


    就在这首诗发表的第二年,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大饥饿,饥肠辘辘的人们,偷盗多如牛毛,偷东西吃非常普遍,为了不被饿死而不得小偷小摸,有的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时在安徽流传两句民谚:“十个社员九个贼,谁要不偷饿死谁。”(见《炎*春秋》2009年第11期)“人皆可以为尧舜”


    变成了“人皆可以为盗贼”。


    人可以为“尧舜”


    还是“盗贼”,


    关键在制度。邓小平说过,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好,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坏。人之所以盗贼,是因为制度戓环境使然。官之所以未成为贪官,只因为还没有人把钱送上门来,还没有女人的诱惑。而保证“人皆可以为尧舜”


    是法律和制度。


    在中国,早在二千年孔子就提出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人性论。孟子进一步完善人性善论。作为儒家异数的荀子的人性恶论从未占据过主导地位,最终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烟消云散。随着儒学被扶正成为官学,孟子的人性善论便登上了传统中正统的宝座。


    “人之初,性本善。”千载而下,每一个中国人的脑袋中都早早被灌输了人性善的思想。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一直存在原罪观念。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禁令,偷吃了禁果,因而遭到了上帝的驱逐。这是人类的第一次犯罪,乃为原罪。亚当并非单独一个人,他代表了全人类,因此亚当和夏娃的原罪也就不仅是个人犯罪,更是整个人类的堕落,因此全人类都要受到痛苦和死亡的惩罚。原罪思想也成为基督教思想中的正统。这种原罪观念其实就是人性恶论。虽然它极言人人都是罪恶的,人性必然堕落,但是它对西方的民主和法制发展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原罪观念认为人人都是有罪的,因此也就消除了善于不善之间的不平等,从而否定了世俗社会的一切等级。另外由于原罪观念对人性恶的充分认识,使得欧洲人获得了对滥用权力和践踏法律的高度警惕,法治社会由此产生,并塑造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成为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与此相反,中国传统人性善的理论对人性基本持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它相信人人皆善,人人皆能为善,“人皆可以为尧舜”。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平等的思想,其深层意义却在暗示,人在后天发展过程中会有所分野,会变得有好有坏、有高有地。这就表示,人最终还是要分等级的。大善者受推崇,而小善者受尊重,不善者受鄙视,不善不恶者被漠视,每个人都在一定条件下都能至善,也都能至不善。既然人有体现至善成为至贤的可能,那么*治全力就应该交到那些体现至善的至贤手里。于是那些从娘胎里就被贴上了至善标签的皇帝们便再也摆脱不了至善至贤的美名,其结果是,最高的*治权利包括人权被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皇帝用德性和智慧来指导和驾驭*治权力,皇帝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一个国家的发展很大程度依赖与皇帝内在德性的完善,而非制度上的约束。一人控制的社会于是流弊两千多年,导致中华民族在近代的沉沦。很明显,这对于民主和*治制度的发展极为不利。这也是中国封建思想如此根深蒂固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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