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医院是假的 https://4001582233.114.qq.com/ndetail_4482.html本文选自健康报
他，医学生涯五十八载，在长途跋涉中始终不忘传承、开拓、创新；长期来，在发热待查、真菌、结核、乙肝、寄生虫病、SARS等领域留下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传奇故事，被誉为感染界的神探“福尔摩斯”；
他，是意外走红网络的硬核医生张文宏的导师，在新冠肆虐初期他鼓励学生：“你不要有顾虑，冲在前面尽力去做！我和我们感染科就是你的依靠”。
他，始终传承华山感染科的传统：讲真话，做真实的医生；
他，至今依然活跃在临床第一线，曾临危受命，任上海市SARS防治专家咨询组组长。
他，就是今年83岁的名医、国家重点学科医院感染科“终身教授”、博导翁心华教授。
我从小的理想是做一名临床医生
上世纪三十年代，翁心华的父亲翁建伯是浙江柳市知名医生，从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他与同学开办医院——柳市建伯-医院。翁心华说：“那个年代经常暴发传染病，霍乱、麻疹、疟疾，原来医生治病都以中医为主，父亲用西药救了很多患者，我看了深有触动。我从小的理想是做一名临床医生”。在家里的9个兄弟姐妹中，翁心华排行老六，小时候就读于乐清柳市中心小学，初中考到了温州中学。高中时，参加过文学兴趣小组，老师鼓励他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后受父亲影响，报考了医学专业，就读于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前身）。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的翁心华被分配到上海第医院传染病教研室工作，跟随我国感染学界奠基人戴自英、徐肇玥两位老师，老师的专业造诣和敬业精神影响了他一辈子。
师徒俩：17年前和17年后的“巧合”
历史有时会出现惊人巧合：17年前，非典暴发，翁心华教授担任上海市防治非典专家咨询组组长，17年后，翁心华的学生张文宏成为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也许，这也是历史之必然！
年1月24日，大年三十。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中国极为罕见的宣布武汉“封城”。
封城次日，翁心华接到通知，下午去上海市疾控中心参加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会议。他因此取消了当晚的年夜饭。过年打车难，他的学生、专家组组长张文宏特意开车来接他。
在车上，翁心华笑着对张文宏说，SARS时我们上海搞了半年，只有8个病人，这次上海首例确诊才4天，就20个确诊病人了（截至1月23日24点）。翁心华的第一感觉是，这次新冠病*的传播力显然比17年前的SARS更强、更“凶险”。在这次上海临床救治专家组会议上，翁心华说：“17年前SARS时，我做上海专家咨询组组长，想不到17年后我的学生替代我来做组长了。他很有能力，他会做得比我更好。”后来的事实证实：导师翁心华的预见是对的。
张文宏跟老师翁心华开玩笑说：“我们这群感染科的医生就像村口拿着红缨枪的村童，武器很少，甚至没武器，但当敌人来了，我们会向村子里的人发出警报。医院都有这样一批具有整体思维和公共卫生思维的感染科医生，国家就有了一道道防线——越多越好，越密越好。”
张文宏说，“从这天起，我就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到研究新冠肺炎的防控上，这与翁老师早期就提醒我们要重视这个病是有关系的。”
此次疫情发生后，弟子张文宏意外“走红”，记者问：“作为他的导师，您给他的表现打几分”？翁心华毫不犹豫地说：“无论满分是几分，我都给他满分”。看着爱徒的出色表现，他的满意、爱意、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临危受命，参与非典阻击战
翁心华刚接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不久，就遭遇全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考验：冠状病*SARS来了。
年11月16日，第一例病例在广东佛山市发生。年2月，上海拉开了防治SARS的序幕。
上海市医学会向上海市卫生局推荐，由翁心华来担任上海市防治“非典”（后期改称SARS）专家咨询组组长。年3月底，翁心华从澳大利亚参加学术会议返回上海。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的刘俊立即召集全市感染科、呼吸科、ICU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专家组，成员由20位来自感染科、呼吸科、临床微生物、流行病学、重症急救等方面的上海市顶尖专家组成。翁心华临危受命，担任上海SARS专家组组长。
当时人们对SARS的认识都很模糊，而作为上海感染界主心骨的翁心华在第一时间（年5月）率领他的两个“爱徒”博士研究生张文宏和章晓冬夜以继日地及时出版了国内最早的一部关于SARS的专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让全国各界首次了解了什么是SARS？书中还介绍了与SARS抗争过程中的经验与研究成果，在当时起到了抛砖引玉、以正视听的作用。
翁心华说，我当时坚持一个原则：从北京、广州、香港等疫区来上海的人，必须有流行病学调查史。“春季是流感、肺炎的高发季节，如普通的感冒发热、肺炎都作为SARS疑似病例考虑隔离的话，恐怕弊端很多。虽然流行病学调查工作量很大，增加了管理负担，但只有这样，上海方可以安全度险。如找到符合SARS诊断标准的患者，我们就立即对病人进行隔离和治疗。这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正确策略。”
3月27日，上海第一例SARS患者出现了。这位从香港回来的女士先医院发热门诊就诊，随即转入上海市定点收治SARS病医院。4月2日，被确诊为SARS。翁心华他们不怕，因为他们早有充分预案。
翁心华告诉记者，那时，对北京来上海旅游的一位57岁女患者的救治是最“惊心动魄”的。她的肺部已出现继发烟曲霉感染，情况危急。当时国内有两性霉素B可以治疗烟曲霉病，但副作用大，专家组认为患者当时的身体状况难以承受。医院感染病学科终身教授、时任抗生素研究所所长张婴元提出，可以使用伏立康唑。伏立康唑是专门针对深部真菌感染的新药，当时还未获批进入中国。SARS期间，辉瑞公司向中国捐赠了一批伏立康唑，但上海无货。经上海市领导亲自批示，向北京紧急求援。20支伏立康唑由东航运抵上海，立即送至隔离病区的医生手中。用药后，患者最终康复出院，成为上海最后一位出院的患者。
翁心华还给记者讲了这么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非典暴发后，当时的卫生部曾发布了5条诊断标准，但一周后作了调整，不再强调“流行病学史调查”，只要符合其余几条标准即可诊断为非典病人。4月20日晚8点，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刘俊在上海市疾控中心紧急召集会议，上海市专家咨询组20位成员悉数到场，共同研究调整SARS的诊断标准。
会议中，翁心华明确表示不同意删掉“流行病学史调查”，专家组成员也都赞成。刘俊非常支持翁心华的想法。翁心华说，会议一直持续到11点多才结束。从上海市疾控中心出来时，正下着大雨，不是倾盆大雨了，而是“倾缸大雨”。他搭的车，雨太大了，模糊了挡风玻璃，看不清前方路况，也不知道开在什么路上，走了不少冤枉路，也不知过了多久，翁心华终于安全回到了位于肇嘉浜路附近的家。
第二天上午，刘俊把翁心华和专家咨询组副组长、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俞顺章教授邀请到上海市急救中心的指挥部办公室，当着他俩的面直接打电话给卫生部，说明上海市对诊断标准的意见和翁心华等专家的想法。电话的另一头并不完全同意。但由于“这一条”经过专家组讨论已经形成结论，刘俊、翁心华、俞顺章都很坚持。对方表示，如果上海坚持“这一条”，需要提交情况说明并签字，要承担以后的责任。刘俊问翁心华、俞顺章两人的意见，他俩均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当场签下情况说明。5月3日，卫生部再次修改诊断标准，重新将“流行病学史调查”作为第一条标准。
记者问，您当时为什么如此坚持？翁心华说，当时正是呼吸道疾病的多发季节，患者出现咳嗽、高热、肺部阴影等症状十分常见，假如不考虑流行病学史调查，将患者轻易戴上“疑似病例”的帽子进行隔离，势必会增加流行病管理负担和成本，也可能使真正感染医院。因此要严把关口。更重要的是，如果有病人一发烧或一出现疑似症状就被作为疑似病人对待，容易造成过度诊断，使原本没得SARS的人反而可能因为和真正的病人在一起而被感染。事实证明，这种情况在有些地区已经发生。后来，上海市对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都坚持流行病学史调查。翁心华很感慨地说“刘俊局长是位非常有能力的一个领导，他非常支持我们专家的想法。”
疫情中，上海市始终坚持SARS防治的“上海标准”。最终统计显示SARS导致中国境内（含香港）累计多人感染，死亡人；其中北京、广东、香港特区感染人数均超千人。而上海市仅8人感染，2人死亡，其中7人为输入性病例，仅1例属家庭继发性感染；无一例内源性感染，医务人员没有出现一例感染。上海地区无一例医源性感染！仅有的8个非典病例均来自北京、广州和香港等疫区。
翁心华说，若当时我们不坚持“流行病学史调查”，上海的非典病人或许不只是8个。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单，也与他们牢牢坚持“流行病学史调查”有关。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强调和重视“流行病学史调查”，也是SARS的经验和教训使然，也给参与过SARS防治的张文宏最深刻的启发。
后来，在上海市科委的支持下，专家咨询组成员、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姜庆五带领SARS流行病学研究课题组，从疫区采集了近千份血清标本。检测结果表明，在SARS流行中后期，北方有些地区已被临床确诊为SARS的病人中，有一半左右体内没有SARS病*感染的依据，即存在“过度诊断”的现象。
历史进一步证实，翁心华他们的“坚持”是对的，是十分有价值的。
感染界的神探“福尔摩斯”：名不虚传
“一个好医生要善于发现病人不为人所注意的异常”。这是翁心华的信条，也是他成为感染界“福尔摩斯”的成功秘诀和基础。
看病如破案。“发热待查”是翁心华的独门绝技，因为发热是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涉及的疾病纷繁复杂，尤其是长期不明原因的发热诊断常被认为是最富挑战的临床问题。医生遇到病人不明原因发热，通常压力很大。
翁心华告诉医生，发热待查就像爱情故事一样，主题是永恒的，但每个“故事”情节都不同。对待发热待查，要像探索爱情一样，有好奇心，压力就能转化为动力。
翁心华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年11月29日，一个14岁男孩发烧16个月，左下颌痛，右大腿痛，非常痛苦。两年来，他在家乡医院辗转，均被诊断为“慢性骨髓炎”，做了多次手术，用了数十种抗菌药物，但病情仍在发展。家人抱着一丝希望，慕名来到医院感染科门诊，被收治入院。此时小男孩左下颌骨消失，左颊凹陷，右下肢打着钢板，病况非常严重。12月4日，主任医师*玉仙和副主任医师邵凌云接手了小男孩的诊疗。入院后一周，在每周的疑难病例讨论会上，翁心华听了病史汇报后，看了病人，再次仔细询问了病史。他分析，男孩的症状与典型的骨髓炎不同，因此需要跳出“骨髓炎”的诊断思路，考虑其他疾病，尤其要考虑是否是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淋巴瘤等血液系统疾病。12月16日，翁心华组织了一次院内大会诊，邀请骨科、颌面外科、血液科专家参加。颌面外科和骨科医生同意翁心华的意见，认为不是骨髓炎，但当时血液科专家认为，没有明确的病理证据，还不能下非感染性疾病的结论。之后，在翁心华的一再坚持下，血液科把病理片子拿到了上海市血液病疑难诊治中心，结果病理科医生找到了一个特殊的细胞，疑团终于解开了，小男孩果然是“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后转至医院血液科，通过化疗，体温恢复正常，骨痛消失，累及的骨骼系统逐步痊愈。后期随访时，当翁心华得知男孩“把固定骨头的石膏和钢板都拆掉了”、长高了，还可以爬山和跑步，且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时，他眼里闪烁着难以掩饰的兴奋。
*玉仙从医几十年，这个病例真让她服了，感叹道，没想到这个男孩是血液科的病，隔行如隔山，感染科医生可能根本想不到，就是血液科医生也很少能想到，因为这个病太罕见、太不典型了。翁老师之所以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是因为他的内科学知识很全面，是用前辈医生那种大内科的整体思维来思考。这种通过多学科讨论抓住疾病本质的临床思维，让年轻医师学到很多。
有位病人发热一个月，一开始被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翁心华在大查房时翻开他的眼皮，发现眼睑上有一些小瘀点，肯定地说，这不是风湿性心脏病，怀疑是感染性心内膜炎。随后，病患确诊，用药三天即出院。自此之后，感染科的医生都学会了“翻眼皮”这一招，诊断出了多例感染性心内膜炎。不熟练的医生有时把病人眼皮翻肿了也翻不开，翁心华笑道，翻眼皮也是个技术活。
翁心华的“破案秘籍”还在于见微知著、询问再三，他最怕“病因常藏于蛛丝马迹之中，一不小心，线索就会从眼皮底下溜走。”一个发烧多日的患者前来求诊。翁心华几乎把他所有的生活细节问了个“底朝天”，但“幕后黑手”仍无踪迹。翁心华不甘心地说：“您把衣服脱了，让我看看身体有无异样。”患者照做。结果令人大为吃惊：睾丸肿大得堪比常人一倍。原来，患者接生过小羔羊，却从未做过防护措施，这才感染了罕见的布氏杆菌。最后用了两种最基础的抗生素，持续低热症状就此消除。
一名17岁的女孩，每天畏寒，高热至40℃达一月之久，同时还伴有剧烈腹痛，被接诊医生诊断为腹膜炎，但用药后并无起色。直至翁心华“翻案”才水落石出：原来“真凶”是腹型红斑狼疮。接诊医生不服气地说，患者所有的相关指标都呈阴性。但“神探”的判断很快得到证实。女孩改用疗法后，体温降至正常，腹痛也消失了。
翁心华说“现在医生都很少挂听诊器了，一发现一点小小的体征，就觉得一定是什么病，譬如有的医生，一看患者高烧，上下眼皮有瘀点，就断定为感染性心内膜炎；还有一些医生，过度依赖于诊断设备，当病理诊断与预想的不一样，怎么办？诊断设备只是辅助手段，对疾病的认知需要医生的逻辑思维”。他语重心长地说，感染病是一个非常大的学科，遇到的病人千奇百怪，疾病也不局限于单一学科，这就要求医生应注重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比如消化、泌尿、血液等学科。更重要的是，要在临床中讲究“唯实”，不盲从专家的分析，不局限于书本、共识指南。高科技时代，医生的基本功不能偏废。扎实的问诊、广博的知识、严谨的临床思维逻辑，永远是医生最好的“武器”。临床医生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青年医生“要做个既拿书，又拿听诊器的医生”。
当问及为什么称他是感染界的“福尔摩斯”时，翁心华摆摆手笑道：“这个是笑话，为什么呢？因为我每次去看病都带着电筒或棉签，然后我每次给病人查体都要打着电筒照他的口腔，翻开他的眼皮，观察他的皮肤状态等等，所以不少人就开玩笑地说我（像福尔摩斯探案）。”
教书育人：我与学生不完全是师生关系，而是朋友关系
翁心华对学生很好，这种传统其实来自于戴自英老师。翁心华至今清楚地记得，有一年戴自英从青岛回来，带回一箱国光苹果。那时候国光苹果很珍贵、很难买。他把科室里的人都叫到家里，每个人发一个苹果，大家都很高兴。翁心华当时是年资最低的，戴自英对他说：“你是新来的，不急，慢慢来”。
受戴自英影响，翁心华与他的学生不完全是师生关系，而是朋友关系。张文宏等学生从来不害怕他。他们之间没有代沟，经常开玩笑。在学生眼里，他们的老师翁心华在生活中很随和，工作上很严谨，在学术文章上不允许哪怕写错一个字。
翁心华的学生除了张文宏外，卢洪洲、朱利平、陈澍、王明贵等也都是全国知名的感染病学专家。张文宏教授在病原学方面的研究比较突出；卢洪洲教授在艾滋病方面做得很好，后来他在埃博拉、出血热领域也干的非常不错，年，卢洪洲担任上海市甲型H1N1流感治疗专家组组长，年，他又任上海市流感（H7N9）防控临床专家组组长；在真菌感染方面，朱利平教授很有影响力，他现在还是国际人与动物真菌学协会(ISHAM)的会员；陈澍教授的临床功底很硬，为许多发热待查病人解决了难题，前几天他刚从武汉最危重的ICU病房回沪；在抗生素研究方面，王明贵所长是全国领先的。
医院感染科教授合影：前排左一翁心华，左二汪复，左三张婴元；后排左起：邵凌云，张继明，王明贵，张文宏，张菁，*海輝。医院宣传科提供
记者问：您培养学生有什么秘诀？一个学生是不是好苗子，您是怎么判断的？翁心华说：“学生从哪个学校毕业的不是最重要，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更需要后发的力量。我看中的，一是天分，二是勤恳，三是敬业”。
谈到如何发现张文宏，翁心华说：“也是一擦肩的事”。
年，张文宏还在上海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有次来医院传染科实验室见一位朋友，与翁心华偶遇。初次交谈，翁心华觉得这小伙子很聪明，思维活跃，知识面广，反应快，英语好，就劝他转到传染科攻读博士。事情就这样说好了。
经翁心华安排，张文宏于当年进入医院传染科，在肝病专家邬祥惠教授门下攻读博士，翁心华是导师组成员。张文宏主要跟着翁心华做结核病课题，因此也是翁心华的博士生。
传染科医生收入比较低，在大上海不容易，迫于生活，年前后，30岁出头的张文宏萌生了改行之意，便找到翁心华提出了辞职的想法。翁心华非常理解年轻医生的现实困难，没有批评他，因为他知道，如心要是真的动了，我用绳子也是捆不住的。但希望他能够再坚持一下，不要轻易放弃。以他的能力，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医生、好学者。后来张文宏说：“我觉得翁老师讲得挺对。很多事情你只要熬过最艰苦的时候，以后总会慢慢好起来的。”于是，张文宏坚持了下来。年张文宏担任医院感染科主任，从那时起至今，医院感染病科医院专科排行榜感染病学科榜首。
每听到有人高度评价翁心华的教书育人精神，他总是谦和地回答：“我很幸运，带的学生都都这么优秀，很聪明，很刻苦，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但仔细想想，这还是要归功于戴自英教授那一辈老专家，这些优秀的学生都是奔着教材上那些闪亮的名字来华山感染科的。”
“老师对我们特别关心。”记者见到的学生都是如此诚恳的评价他们心爱的老师翁心华。有一次，一位学生为了取标本淋了一场大雨，结果得了严重的肺炎，翁心华非常内疚，知道他喜欢吃蹄髈，就给他烧了一锅红烧蹄髈送去。
近日由翁心华主审，张文宏主编，闻玉梅院士和李兰娟院士联袂推荐，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冠状病*病——从基础到临床》一书发行，记者采访时，恰巧在翁心华办公室看到了这样一幕：张文宏恭恭敬敬在该书首页写着：“翁老师，感谢您一路栽培！学生张文宏敬上.4.17”
翁心华很爱才！爱学生爱得很深，这种爱，绝不是放在嘴上的那种爱，而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真爱，即便学生犯了“错误”，也不会“一棍子打死”，而是竭力维护、帮助学生度过“难关”。
记者了解到这样两件事。当年，医院要处分一个同工人玩麻将的学生，翁心华知道后出面劝说领导：“这可使不得，能和老工人打成一片，这种学生哪里找得到。”担心这同学前途发展有困难，便推荐其去荷兰深造。后来这位学生很努力，很刻苦，最终成为了我国肿瘤学界的大咖。
还有一次，一个研究生改卷，把分数加错了，校方责令其中止攻读博士学位。翁心华急了：“这可是个可造之才，前一晚在沙发上只睡了两个小时，太辛苦啦，算错分数不稀奇。”而这位学生便是后来成长为医院感染科现任主任的张文宏。
最后翁心华说，此次疫情过后，应该进一步加强国家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建设。在这个体系中，感染科医生一定是守在第一线的人。
对话
“如果再选择，我还会选择当一名感染病领域的临床医生”
记者：翁教授，医院感染科是国家重点学科，在经典传染病及其他感染性疾病的诊治方面具有很高的声誉和临床优势，但当年该科室各方面条件很差，您是如何与华山感染科“结缘”的？
翁心华：说起“结缘”，其实也很有意思。年，我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毕业，那时不称为感染科，称为传染病教研室。当人们被问及：如时光能够倒流，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童年”，想念童年的无忧无虑，想念家门口的老槐树和夏天叫个不停的知了，但也会想起童年的理想。我父亲是医生，受其影响，我从小就想当一名临床医生。
记者：去医院传染病教研室是主动要求去的？还是被分配去的”？
翁心华：用“机缘和巧合”来描述很准确。相比手术科室或心内科等，年以前，传染病教研室确实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医院里条件最差的一个科室。这里面还有个小故事。起先我被分配在母校当基础课老师，后因故改分配到医院。当时的人事科科长看我个子高又是个男的，就想安排我做外科医生，但那时的我想做内科；人事科科长很平易近人，当时正好有个已分配在传染病教研室的医生想做外科，我就和她换了。于是很幸运地加入到了戴自英教授的团队，并在这里得到了锤炼，从此与感染病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戴自英告诫我们：“传染科医生要挑得起担子，经得住考验，放得下名利，守得住清寒。”
记者：如今有些从医者当被问及是否还会选择医生这一职业时，都不会再选择学医，甚至也不愿让自己的子女从医。请您谈谈看法？
翁心华：我确实对现在的医疗环境很担忧，但我也理解学生为什么不选择医药专业。他们不愿意学医，其一是因为医学专业学习时间长，至少要花7年时间才能毕业，而其他学科的学生这时候都可能抱孩子了；其二是医学生往往课业繁重，念书多，科目多，压力大；其三是现在社会对医生的尊重和认可度不够（当然这也与个别医生专业度不够或不称职有关）；医患关系往往被社会误解，因此现在很多孩子不愿意当医生，尤其是医生的孩子。但是我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教师一样，医生职业受人尊敬是一种必然，因为在任何社会都是这样的！
记者：听说年您曾在莫斯科前苏联中央热带病研究所进修过，那里那时人们对医生这职业怎么看？
翁心华：我在前苏联的时候，大家对医生（包括护士）都很尊敬，教授查房时，所有患者为了对其表示尊敬会全体起立；还有，那里念书非常好的学生大多都会报考医学专科。当然，媒体也要发挥自己的宣传优势，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让更多的人意识到医生这个职业的重要性。
记者：有人说学医很难，难吗？天天与传染病打交道，怕吗？
翁心华：学医不难，背的东西多，不像文学那样可以自由狂想。与细菌打交道惯了，谈不上害怕不害怕，就像火烧起来，救火队员要去灭火一样，是种本能。其实，一辈子与各类感染科疾病打交道，总会遇到险境。年冬，我下工厂搞防治工作，吃住都跟工人一起。结束任务后，自己一查也得了肝炎，不过后来慢慢治好了。
记者：您如今“功成名就”，以后有什么打算？
翁心华：谈不上“功成名就”。我不晓得还能干多久，只要还“看”得动，就继续做下去。其实，我这一辈子，没什么大事迹，只不过做了一名医生该做的事。有些疑难问题解决了，使患者从危病中得到救治，我会感到非常愉快和满足。有些病症还未攻克，仍需不断努力。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医生没有终点，要一直做下去！如果再选择，我还会选择当一名临床医生，一名感染病领域的临床医生。我们有自己的快乐与满足。
记者手记：一位低调谦虚热情的医学大家
接到采访翁心华教授的任务很开心，不仅因为他是网红抗疫专家张文宏的老师，更因为他是我一位朋友的“救命恩人”。多年前，这位朋友体内生长了一种很顽固的致病菌，医院都无法确诊，最后是翁心华确诊并治好了他。朋友一直心存感激。也因为这件事，神探“福尔摩斯”的印象和敬佩之情一直在记者脑海里叠加。
采访前，我去电翁教授家预约具体时间，嗓音洪亮的他接听了电话，但我俩对话始终“词不达意”。翁老师说：“对不起，我耳朵有点背，我让她来听”。她，就是翁教授的爱人陈老师，也是一名医生。电话那头的她，和蔼可亲，耐心有加。电话里她还告诉我，翁老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