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克贤：老安顺龙门阵
采访：胡一平、张厚林、苏荻悦
时间：年6月13日
民办教师
我是年进入安顺一中读书的，那时候，她还叫“安顺中学”，校长是*国权。我在一中读了六年，初中高中，经历了反右斗争、三面红旗，还有学大寨、大炼钢铁等等，另外，还有三年自然灾害，都在那段时间了，基本上都在运动当中度过。虽然说那个时候的运动比较多，但我们学得还是比较扎实。那些老教师都比较可爱，人品很高，知识丰富、知识面很广。
*国权先生像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有几个，比如教语文的吴晓耕老师，是前清秀才，是一中的名师。吴晓耕老师很瘦小，个子清瘦，当时他教我们的时候，已经处于老年了。我经常去给他提包，接他来上课。走进教室里，都要喘息半天。他的腹藏很丰富，教一首诗，他要把所有历史上的凡是讲到和这首诗相关的，都讲一讲。所以上一堂课，知识面要扩大许多。教毛主席的《沁园春》时，他讲：“这个‘沁’字咋理解？这个‘沁’字你们不好理解。你们家头泡的那个‘沁藠头’，就是这个‘沁’字。”他讲毛主席的《咏梅》，把古代几乎所有咏梅的诗词都一首一首地拿出来讲，对比地讲。他说咏梅的诗词他读了那么多，确实没有哪一首有毛泽东主席的这首词写得这么气派、这么大度。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受过冲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忆他。
当时我的成绩比较好，又是高三的数学委员，学得好。老师们对我寄予厚望，说是“争取踢开清华的大门”。后来不仅没踢开，反而没读成大学。其原因主要是我那年身体出了问题，我吃了蓖麻籽，差点掉命，身体垮了，就没读成大学。
看到同学们都走了、进入大学校门，我就有点悲观，当时就想过一种“隐士生活”。我的一个表哥，在镇宁江龙本寨教书。那时周边有一个村，叫江龙区杨柳公社梁家湾生产队，这个村小学的老师走了。有一天我这个表哥就来家头坐，“不读书就找个工作嘛，我们那里有个小学缺老师，干脆去当老师了。”这个正合我意，我当时一门心思想过隐士生活，想跑到偏僻的地方去隐居，越偏僻越好，我就同意了。
这一去不得了，长途跋涉！那个时候没想到那么远，又是初出家门。我坐了班车到镇宁，然后坐马车到江龙。后来，我经常坐马车，我有好多小说就是写那段时间的感受。马车拖着粮食，因为路比较陡，我基本都是躺在那些粮食包包上，看着天，听着那马车夫唱山歌，“哐啷哐啷”地往前走。
四十年代中期的镇宁古城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到了江龙场坝上，来接我的是个寨老。这个老人，后来成了我的岳父。他是那个寨子头的领袖，年纪大，很有威望。他曾经带起解放*去活捉到一个匪首。他的两个儿子也都很成器，后来当了镇宁一些部门的领导。他接到我，带我去吃碗狗肉。然后我们就从江龙出发，走路。我跟着这个寨老跋山涉水，走着走着天就暗了下来。我走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忽然远远的看见一个寨子，以为到了，寨老说：“还没有，才走得一半嘞！”我两条腿都发软了。昏天暗地跟着老头爬山，不知走了多久，听到狗叫的声音。老头子说：“到家了！”
当天晚上通知寨里头有威信的村民，到我岳父家开会。岳父问：“要不要办学？”大家说：“要办，一定要办！”当天晚上凑钱。第二天，看到那个学校，我就有些后悔。那个教室本是一个废弃的仓库，没有窗子，破破烂烂的，已经长起杂草了。有个黑板，几张烂桌子，相当苍凉。原先的老师已经走了一年多了，家长们觉得该让孩子们学点文化，才又兴起请老师的念头。村民们见到我都叫我“邓老师”，有些村民给我送来葵花，我看到这些村民的热情，钱也凑来给我了，我不能计较，决定留下来。在那里呆了一天以后，我就启程来安顺买书。在安顺耽搁了两天，我就赶快去教书了。
这个村小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五个班，但总共才有二十来个学生，而且全部坐在一个教室里。全部是我一个人上，我先写几个字，教给一年级的学习着，然后又写几个题目给其他几年级的学生做，然后又教一个年级的课……村民们很穷，一到冷天，学生们穿得单薄，可怜！后来我想了办法，让每个孩子去捡一把柴，在教室中间烧一堆火，孩子们抬小板凳来围着火坐。虽然贫穷，但那些村民对我很好，那个寨子产核桃，哪家家门口都放个小撮箕，装一二十个核桃在里面。无论去到哪家，就递一个木槌槌来，“老师，你敲核桃吃！”村民们哪家要做糯米粑，都来请我：“老师，请你去帮我家包粑粑。”实际是请我去吃粑粑，但他不直接说，含蓄而客气。当时我的工资，也是村民凑的，凑点钱、米，有时候拿些粑粑、腊肉之类的。
四十年代中期的镇宁古城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那个地方离场坝比较远，赶江龙场，要二十里路。当时我很少去赶场，太远了，我走路不行，我就不放假，给村民们说：“你们去赶你们的场，我留在家头，接着教书。”那时我教书，很少放假。村民当然高兴，娃儿正好有人照管。那些娃娃很乖，大的有十二三岁，小的有七八岁。有些后来还当干部、当企业家了。所以村民对我都好，我还收了两个干儿子。
在村里，我住在这个寨老家。当时这个地方实行包办婚姻，有些不单是小的时候定亲，还有指腹为婚。但这个寨老最小的一个姑娘，没有包办。为什么呢？因为她两个哥哥出来工作早，参加打土匪之类的，他们出来工作，见的世面多，就不准他父亲包办，全村就只有她一人没有包办。感觉她就是等着我的，命运就这么巧。
如今的镇宁江龙小城镇风光图片来源网络
在那里呆了一年，一中介绍我到龙井中学教书，我就回城了。一年多后，我才与寨老的女儿结的婚。她也是读过中学，有点文化，在江龙附近的一个民校教书。但她是农村户口，我们的孩子也是农村户口，进不了城。又过了一年，她才调到安顺来，我们一家人才得以团聚。我这个岳父对我很好，从梁家湾到江龙，二十多里路，村民们送我点东西，我拿不动，我老岳父就拿那个马帮我驮起，送我到江龙。我弹着一种小琴，皮绷的，不大点，一路弹起，顺着那个山间小路走，还有点风味。
在村里，我曾经写了两百多首诗歌。因为当时无聊，学生一放学，就没有事了，我拿条板凳坐在教室门口。教室门口面前是棵大香樟树，什么念头都那么冲上来，哪样都有，所以我就写了两百多首。后来一首都没留下来，文革来之后，全部烧了。
孙启延先生
这个龙井中学是哪里来的呢？就必须要提到个孙启延先生。孙启延先生曾经是新民京果酱园的经理，龙井中学是他创办的。
这个孙启延先生是个很不简单的人。他是安顺著名的资方，是安顺人，他家的铺子就在西街上大十字，武庙那一边，西北角那个方向。孙启延先生相当诙谐，又乐观。他摆的那些故事，相当生动，很有安顺味道。
孙启延先生及家人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新民京果酱园很注重质量，主要经营的是糖食果品，或者酱油、醋、酱。孙启延先生曾经给我摆过一桩不重视质量的笑话：安顺另有一家糖果铺，也是与新民一样生产月饼、云片糕之类。但是，这家太把钱看重得很，不注意质量，生产的那个云片糕硬邦邦的，铁砣一样。有一天，这一家这个徒弟就值夜班，这个徒弟瞌睡来了，找不到门销（门闩）在哪里。他就顺手在糖罐里拿两片云片糕，把门销住。睡到半夜，小偷来了，就来撬门，把徒弟吵醒了。看到门仍是关好的，小偷用刀戳销门的云糕片，戳不动。这徒弟就笑起来了：“老子家的云片糕你想铎（意为戳）得动？”小偷听到有人醒了，扭头就跑。这个徒弟开开门，顺手从糖罐头抓起个月饼，在后面追，隐约地看到个人影，就向那小偷扔去。只听“哎哟”一声，把小偷的脑袋砸破了。这个月饼“骨碌骨碌”滚到街边的阴沟里去了。这个徒弟还笑：“老子还是拿上等的月饼打你，要是老子拿那种下等的月饼打你，不把你打死喂狗了。”
笑话还在后头。说是三年过去了，那个时候安顺有个老习惯，要到涨水季节了，涨水之前要掏阴沟。掏啊掏的，就掏出个圆螺螺的东西来。这个徒弟在旁边看到，就说：“喔哟，搞不好是我那年打小偷时候，滚进阴沟头的那个月饼！”冲干净一看，确实是这个月饼！硬得扳都扳不动！拿锤子砸开以后还包着些冰糖样的东西。
孙启延先生还说过一个*齐生先生的故事：一次他去广西那边做生意，亏了本，回来时没有钱。过漓江时，要渡船都不得钱。他远远看到一个小船，有两个人在船上喝酒，有个小桌子，就喊：“老板！划过来下！我要渡河！”船上一个人说：“喊船的那个！我听你口音像安顺人嘞！”他说：“我就是安顺人！我是来做生意的，亏本了，我叫孙启延。先生贵姓？”那人说：“我叫*齐生。听到讲过没有？”孙启延说：“我确实没有听说过。”*齐生说：“我，你都不得听到讲过啊！”他说：“我是做生意的，我不得好多文化。”“我就是*齐生了嘛！你喊半天，你是不得钱了是吧，”就拿点钱给了孙启延，“你拿这个钱渡船，回家去吧。”孙启延问：“请问先生你住哪里，钱我咋还你法嘞？”*齐生说：“不还了，这一方一土的，还什么嘛。”
八十年代的老大十字西北角（右为新民京果酱园）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孙启延先生就是龙井中学的校长。这龙井中学是什么样的学校呢？不是正规学校。过去的资方，虽然资本没收以后，但每个月发点息金，每个月有些几块，有些几十块。由于那时工商子弟不能读书，孙启延先生就动员其他工商人士，他说：“这些娃儿些怕误导，我们拿这些息金来办学，办个龙井中学，这些工商子弟得书读。”凡是资方多少领点息金的，就动员凑出来办学。办的这个学校本来应该是安顺商业届的一个中学，起名“龙井中学”，在龙井山，大概是年办的。
龙井中学不得校舍，不得场地，是借安顺县糖厂——那里原来是个糖厂的车间，挂个牌牌“龙井中学”。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篮球场，三间瓦房，拿一间瓦房作办公室，拿两间瓦房办两个班。一中就推荐我到这个学校教书，我就从农村转来了。
办这个学校确实也操心。窗子是用竹子编起，用白纸糊。我记到有一次，冷天，工人去编那个教室，锯下些竹片，长长短短的，满地都是。孙启延先生捡起来，拿个小袋子、小撮箕装起。我就笑他：“人家讲不抠不成财主，你捡这个烂棒棒做哪样，拿来烧火？”孙先生说：“你这小伙简直，不当家不晓得盐米贵。烧火？我还舍不得。你想这个竹子片片那么长，你家里头栽一盆花，拿块竹片插在花盆头，写上花名，不是很好吗？”
没多久，文革来了，恰恰是他自己办这个学校，让他吃尽苦头。有人批他：“教育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治服务。他是为工商子弟服务！”场场遭批斗！他被批斗的时候，我看见：让他站着，弯下腰，拿一条二三尺长的纸条，一端贴在鼻头上，一端贴在脚上，纸条一断，就遭打。但孙启延先生十分乐观、豁达。当时东街上有个面馆，我去吃面遇到他。我吃一碗，他要吃两碗。我说：“咦！我都只吃得了一碗，你咋吃得了两碗？”“哎——！天天我去站在这个大十字斗，那两个小时好站得很啊？人是铁饭是钢嘞！我不吃饱，我站得下来啊？留得青山在，哪怕无柴烧。我就要多吃点。”他的这种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龙井中学自然生自然灭，又没得上头一分钱，就是资方自己筹款，但当时解决了很多人的读书困难。当时有几个老师，有百把个学生。工资就是资方出的息金，很低，一个老师一个月才二十多块钱。那些资方的孩子，文革后恢复高考，家家都考得很好。
龙井中学的孙启延先生，后来我专门写了他的一篇文章，他的女儿——都已是一个老太婆了——看到之后，哭得伤心得不得了。“哎哟，”她说，“我家爹去世那么多年，只有邓老师记得到他。”工读中学文革开始，龙井中学停办，我到城关中学教书。
文革时期的安顺老大十字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走马”教书匠
城关中学在青龙山汪公庙，是半工半读的学校。但这里已经有正规的老师在教书了。当时教育条件不好，很多学校是利用寺庙来办学。不久，在清泰庵办了工读中学，我又转到工读中学教书。
我到工读中学时，正是文革最如火如荼的时期。当时有个学生，我们下乡去帮助割谷子的时候，镰刀割到了她的脚背一下。结果就得了白求恩得的那种病，叫做脓*败血症，但当时没发作。之后她去串联，在江西，发病了，就住院。江西革委会来了封紧急电报给这里的革委会，说是，你们有个红卫兵小将，命在垂危，速来。
六十年代中期红卫兵串联图片来源网络
当时我是这个班的班主任，不得了了，学校头就喊我去，赶紧去看。我就去叫上她母亲，一起去看这个娃娃，去了南昌。哪个晓得那个车挤得，座位下、货架上都睡满人，上不去。后来找到*代表想办法，勉强从餐车挤上去。转车的时候，有时候挤上去，我上去她没上去，我又挤下来，就怕走散了，一直到南昌。我们到的时候她已经得救了，是省里最好的中医西医，给省委书记、省长治病的，来给她会诊。那个时候不敢马虎，她是红卫兵小将哦。
当时我去找印刷厂，印了些传单，医院抢救红卫兵小将。那些医生讲说：“要是在你们贵州的话，绝对抢救不活，她这个是白求恩得的那种病，脓*败血症。”当时江西比这里医疗发达，而且中西医会诊。所以我就印些传单，当时散发，感谢医生、革委对我们贵州红卫兵小将的关怀。
随后我又调到一小初中部，过去每个小学都办有初中部。那时还在文革期间，因为我是年轻教师，就安排我负责布置墙报啊，写“打倒×××”之类的。有天我在教室布置墙报，批判一个老师的墙报，支书就喊那个老师来，让他打我的下手。“怕邓老师要喝茶，你要给他烧茶倒水！”他来给我打下手，写批判他的墙报！写完墙报，我又给他写个牌牌：“打倒反革命份子×××”，对他说：“去找个索子来，一下要挂在你脖颈上的！”他去了，不一会拿了根铁丝来，“邓老师，这个铁丝你看要得要不得，我想这个要牢固点。”我说要得。
后来一小的初中班又合并到老五中，在同知巷，由各个学校的初中班合在一起。这个学校很好办，因为都是各个学校的优秀生。所以办起来，成绩也好，品行也好，素质也好，第一届毕业生，有好多都当了领导干部。
同知巷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完）
·口述者简介
邓克贤：别号客闲，安顺知名地方文化专家、书法家，贵州省文物工作员、黔中文化研究会会长、原安顺地区拔尖人才，一生从事教育、文化、文物、文联工作。出版有《纸篓轩文集》《子丑寅卯》《书法集》等。年9月逝世，享年76岁。
年4月
值班编辑：*斌
电子排版：王敏茶
您的转发将传播、弘扬安顺文化
长按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