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当今高科技时代的人们，享受着现代医学带给人们的种种恩惠，人们对那种危害重大瘟疫的记忆已渐渐远行。然而，伴随着一场全新疫病sars的突然降临，整个社会一时流言四起，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尽管这场瘟疫已暂时离我们远去，但后sars时代的种种反思却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瘟疫这一人类文明的同行者。
可是当我们翻开历史书籍，重新回顾瘟疫的历史时，有关瘟疫的社会史研究却基本上还是一个较少惹人注目的非主流领域。但是，实际上疾病特别是其中危害重大的传染病，不仅在历史上给人类文明的发展设置了种种障碍，即使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它仍然给人类带来了难以尽述的痛苦和灾难。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尔尼在其著作《瘟疫与人》一书中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因此从疫病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发展的历史，不仅可以丰富历史的面相，增强历史解释的维度和力度，而且对于现今社会的防疫、控疫乃至更好地理解人类当代和未来的生存状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史学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用了近超乎半章的篇幅描写了公元前年发生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那场几乎毁灭雅典的大瘟疫。修昔底德作为这场瘟疫的受害者与亲历者对这场瘟疫的起源、症状以及影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其后西方历史学家对雅典瘟疫研究的史料几乎全部来自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在他的著作《法兰克人史》中介绍了公元6世纪鼠疫大流行在克莱蒙、马赛等地区的流行情况。此外，拜占庭著名历史学家普罗科比（Procopius）在其《战记》（《HistoryoftheWars》）中对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瘟疫的流行情况做了最为详细的记载，其中，西方学者史密斯（ChristineA.Smith）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陈志强教授都对其进行了考辩，证明了其史料的可信度。
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一场大瘟疫在非洲大陆的埃塞阿比亚悄然降临，并通过商旅船队依次流传到埃及、利比亚以及波斯帝国的大部分领土，最终于公元前年在希腊世界的重镇雅典骤然爆发，时值举世闻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古希腊历史巨匠修昔底德作为这场瘟疫的亲历者与幸存者，在他的历史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用了近乎半章的篇幅详细地叙述了这场瘟疫的流行情况，这是西方史籍中第一次有关瘟疫描述的详细记载。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这场疾病的症状是：“身体健康的人突然开始头部发烧；眼睛变红，发炎；口内从喉中和舌上出血，呼吸不自然，不舒服。其次的病症就是打喷嚏，嗓子变哑；不久之后，胸部发痛，接着就咳嗽。以后就肚子痛，呕吐出医生都有定命的各种胆汁。这一切都是很痛苦的。大部分时间是干呕，产生强烈的抽筋；到了这个阶段，有时抽筋停止了，有时还继续很久。抚摸时，外表上身体热度不高，也没有出现苍白色；皮肤颇带红色和土色，发现小脓包和烂疮。但是身体内部发高热，所以就是穿着最薄的亚麻布，病者也不能忍耐，而要完全裸体。真的，他们大部分人喜欢跳进冷水中。有许多没人照顾的病人实际上也是这样做了，他们跳进大水桶中，以消除他们不可抑制的干渴；因为他们无论喝多少水，总是一样的。于是他们长期患着失眠症，不能安静下来。……纵或病者逃脱了最恶劣的影响，但是在身体的四肢还留下它的痕迹：它影响生殖器、手指和脚趾；许多病后复原的人丧失了这些器官的作用；也有一些人的眼睛变瞎了。也有一些人，当他们好转的时候，完全丧失了他们的记忆力，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认识他们的朋友。”同时，修昔底德的细致观察还使他认识到患过此种传染病后仍能存活下来的人的免疫性，他说“没有人会第二此得这种疾病；或者，如果第二次得了这种病的话，也是不会致死的。”
两千多年前的修昔底德以他全部的冷静、细心和审慎记录下了这场大瘟疫的症状和征候，今天，后世的科学家们依据所触及到的这些资料对雅典瘟疫做出了种种推测。其中，以19世纪英国著名史学家、十二卷《希腊史》的作者乔治·格罗特为代表的“发疹伤寒说”（实际就是斑疹伤寒）最具影响力。此外，埃博拉病毒、黑死病、麻疹、流感、天花等其他几乎所有的大型传染病也都曾被提及。雅典瘟疫至今仍无定论。但无论它是属于哪一种病症，它给雅典带来的后果几乎是毁灭性的。由于找不到正确的医疗方法，“人像羊群一样的死亡”，“它所伤害的生命比任何其他单独的因素更加多些”，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现象，雅典人的精神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这场瘟疫持续了两年，但于年又一次爆发并持续了将近一年，但危害的严重性已大大衰减，在天灾与人祸的双重窘迫中，雅典辉煌似乎走到了尽头。
古罗马时代，罗马帝国疯狂征服的脚步使得各种致命病原体实现了空前的聚会。在这一时期，瘟疫流行的情况开始增多，瘟疫之间爆发的间隔也在缩短，意大利医学史教授卡斯蒂格略尼（Castiglioni）在其《医学史》著作中介绍说：“那时期有过多次可怕的流行病，毁灭掉整个城市，疫疠之前或同时伴有洪水和地震。公元一世纪，这种天灾是常见的，并且常有饥荒和旱灾随之而来。在帝国的末期，可怕的流行病使罗马变成荒芜的城市，正确的说，它毁灭了人口的大半……这些破坏性的因素对罗马帝国的衰落要比战争和安逸奢侈的生活方式尤为重要。”③由于缺乏详细的记载，许多瘟疫至今也无法做出精确的诊断，但腺鼠疫、天花、疟疾无疑是当时比较常见和毁灭性比较大的瘟疫，从历史的记载情况来看，有据可考、应予注意的共有五次大瘟疫：
第一次是紧随公元79年维苏威(Vesuvius)火山的爆发，这次火山爆发直接摧毁了赫尔库拉内赫(Herculaneum)和庞贝(Pompeii)两个城市，接着，可怕的瘟疫当即遍布坎帕纳平原(Campagna)区域。这是罗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瘟疫，据当时的记载，每天死亡达到万余人。当时的罗马皇帝提图斯尽其所能的来减轻这次灾难所造成的损失，但是提图斯本人也死于这场瘟疫中。
第二次俄罗西阿斯（Orosius）瘟疫，这次瘟疫自公元年开始，发生在一场大蝗灾之后，所有农作物都毁于一旦。在努米底亚(Numidia)境内因传染病导致死亡的人数达80余万之多，非洲海岸在迦太基（Carthage）与尤蒂卡（Utica）之间，死亡20余万人。仅在尤蒂卡一带，3万多罗马驻军几乎全部死亡。
第三次瘟疫发生在马可·奥勒留（公元年——年）时期，史称“安东尼瘟疫”或“盖伦流行病”。这场瘟疫发生在公元年——年间，它从帝国东部边疆迅速向西部蔓延，并由被派往叙利亚镇压叛变的军队带回罗马，罗马城内每天都有数千人死亡，在这场瘟疫中罹病人数最多的就是军人，它消灭了帝国15％－30％的人口①。后世的科学家们依据当时罗马名医盖伦的记述推测这场瘟疫的性质，基本认定是斑疹伤寒或腺鼠疫，但也有人认为是天花。
第四次称西普利安大瘟疫（Cyprian）开始于公元年，持续至年，从其非常容易传染和时常累及眼睛的特征来看，可能是天花。对于这场大瘟疫，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记载说：“饥荒之后，一般总会继之以瘟疫，这是由食物短缺和饮食不洁所致。但从公元年一直延续到年的那次无比猖獗的瘟疫的形成来看，想必也还有其它一些特殊原因，那次瘟疫毫不间断地在罗马的每一个行省，每一座城市，甚至每一个家庭里肆虐。中间有一段时候，仅在罗马城每天便差不多有人死亡，许多曾逃脱野蛮人屠戮的城市却因瘟疫断绝了人烟。”
最后一次瘟疫大流行的时间是公元年的冬天，人们确信这是一次天花的大流行，它发生在一场饥荒之后，主要在罗马帝国的西部流行，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斯塔亚克普鲁斯的记载：“感染这次疫病的人全身都长满了恶性的脓包，表情极其痛苦，数以百计的男人、女人、儿童都因感染了瘟疫而失明。在城市，瘟疫与饥荒并行所造成的高死亡率要远远超过了乡村。即便是有些人侥幸逃过了饥荒，最终也会被瘟疫所吞噬。”这场瘟疫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在经历了最后一次瘟疫的沉重打击以及其它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后，帝国维持了不到90年的时间便彻底地分崩离析了。
公元6世纪，一场世界性的大瘟疫在东罗马帝国发生，这次瘟疫发生在查士丁尼皇帝统治时期，因此也被称为查士丁尼大瘟疫。关于这次大瘟疫的情况，当时著名历史学家普罗科比在其著述《战记》中做了最为详实的记载。此外，普罗柯比之后的两位教会史家以弗所的约翰（JohnofEphesus）与埃瓦格里乌斯（Evagrius）也在他们的著述中谈到了有关瘟疫的流行情况。关于这场瘟疫的起源众说不一，普罗柯比认为，这场大瘟疫起源于地中海港口埃及的培琉喜阿姆（pelusium）附近，并沿两条路线从发源地向外传播：
一条沿尼罗河传播到亚历山大里亚和埃及其他地区，另一条是沿着埃及边缘传到巴勒斯坦，然后再从那里传到全世界。而埃瓦格里乌斯认为它起源东非的阿克苏姆(Axum)即现在的埃塞阿比亚北部和苏丹的东部地区。但无论它起源于何处，公元年春天它到达了拜占庭帝国的中枢——君士坦丁堡，然后通过商路和军队的远征路线传播到整个拜占庭帝国。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载这场瘟疫的传播不分季节与地域、种族的差异，并且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瘟疫传播的趋势是从沿海到内地。
关于这场瘟疫的发病症状，普罗柯比做了详细的记载。根据他的记述，在发病的初期，一部分病患者会出现魔鬼、幽灵等幻觉或者经常做噩梦，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他们的心里都是极度恐惧的。即使有些患者保持清醒的状态，他们仍然会出现持续的低烧状态，但没有任何危险的迹象，就连医生也不认为病人会死亡。然而当疫病发展到它的第二阶段时，患者的腹股沟、腋窝、耳朵侧面以及大腿的淋巴结处开始出现肿块。如果这些肿块长到一定程度，脓液自动排出，病人则有恢复健康的迹象，但是如果肿块继续保持原状而无任何变化，情况就会不容乐观：一些人长期昏迷，难以进食，在缺乏照料的情况下，就会因营养缺乏而导致死亡；另一些人则精神错乱，异常兴奋，无法入睡，并伴有疼痛、饥渴等症状，他们总是幻觉有人要杀害他们，因而总是情绪激动，高声叫喊，四处乱跑；
有些人则腹股沟淋巴结肿块开始坏死、腐烂，他们因无法忍受疼痛而死亡；而对于那些长满了扁豆状黑色肿块的病人则会在短期内迅速死亡，患病的孕妇也几乎没有救治的希望。当一些医生为了寻找病因而解剖尸体时，他们发现在死者的肿胀处已经长满了一种奇怪的痈疽。即使有的病人不明原因的侥幸活了下来，他们也会因为舌头受到了感染而在康复后留下口吃、语言障碍等后遗症。以弗所的约翰描写的症状与普罗柯比基本相似，但埃瓦格里乌斯描写的症状与普罗柯比则有些不同，他认为这是一种复杂的病症，一些患者的症状先从头部开始，眼睛充血，面部浮肿，然后传到喉咙处，随之全身感染而死；还有一些人淋巴腺肿大，发烧，腹泻不止，内脏出血，两三天内就会死亡；另一些人全身则有红斑出现，继而全身大面积溃烂而引发精神错乱导致死亡。
在断出，公元年流行的大瘟疫应该是腺鼠疫，或称做腹股沟淋巴结鼠疫。腺鼠疫是鼠疫的主要类型之一，它是由跳蚤在吸取含病菌的鼠血后，转而注入人体或动物的皮肤内，先进行局部繁殖，在经由淋巴管至局部淋巴结繁殖，引起原发性淋巴结炎（腺鼠疫），脾、肝、肺、中枢神经系统等均可受累。腺鼠疫以淋巴结肿大为特点，在发病初期会出现精神萎靡、幻觉、焦躁不安等中枢神经系统症状，黑色脓包与红斑是腺鼠疫典型的皮肤症状，4～5日后淋巴结化脓溃破，随之病情缓解，但有可能留下口齿不清和大腿萎缩等后遗症，部分可转化为败血症鼠疫或肺鼠疫而死，其主要传播方式为鼠——蚤——人。
我们看到普罗柯比与埃瓦格里乌斯所描述的症状基本符合腺鼠疫的症状，至于埃瓦格里乌斯提到的患者在两三天内死亡和人与人的接触传染则非常有可能是腺鼠疫转化为败血症鼠疫和肺鼠疫的结果。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公元6世纪的这场大瘟疫是以野鼠为传染源，以跳蚤为病菌携带者传染给人类的。这场大瘟疫在城中横行肆虐了四个多月，其中传染最强烈的阶段持续了大约三个月，八月底，瘟疫出现减缓的趋势，在冬天的时候，突然消失，其中很大因素是人口分布到了外地。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又有几次反复的流行。
查士丁尼大瘟疫作为一场规模空前的瘟疫几乎波及到当时欧洲所有的著名国家，正如普罗柯比所说的那样：“这是一场几乎使人类全部被灭绝的瘟疫……它不只是降临到世界的某个地方，也不只是降临到某些人的头上，而且不论一年中的任何季节都可能发生，它流传到世界各处，吞噬着所有人的生命，尽管其爆发的惨烈程度有所不同。”这场大瘟疫在君士坦丁堡疯狂肆虐之后，又于公元年传播到意大利、安条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最后传给了波斯人，后来又经欧洲大陆传到英国，公元年传到爱尔兰，在以后的－年的时间中多次卷土重来，续写普罗柯比《战记》的拜占庭史家阿加提斯就曾记载过公元年大瘟疫再次袭击君士坦丁堡的情况。
今天的我们仍然需要去面对一系列全新的、毁灭性的、不可治愈的疾病。现代交通的快速与普遍、新时代战争的不断升级、工业主义的一路高歌、大自然被无节制地掠夺与破坏等等都使得人与瘟疫的新战争仍在继续，至少sars的到来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认识和战胜瘟疫永远是人类难以回避的严峻课题。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尽管应该有充分的理由自信，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学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有一个“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环境，否则杜勒启示录中那可怕的第四骑士，不久可能会再次向人类咆哮而来！
